如果美國想要在加密貨幣、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尖端技術領域領跑，它需要制定明確的規則，承認這些創新能夠為經濟帶來的價值，尤其是通過恢復科技行業的競爭力。不幸的是，兩位總統候選人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劍橋——加密貨幣行業正在全力投入今年 11 月的美國總統選舉，投入數億美元以支持可能推動合理監管的候選人。然而，盡管有如此巨大的投資——這個周期內該行業已成為資金來源最多的部門——兩位候選人將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并優先支持建設者而非投機者仍然不明朗。
普通觀察者可能聽說過，共和黨候選人、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經站出來支持這一事業。在最近的一次比特幣會議上，他承諾將使美國成為「全球加密貨幣之都」，建立比特幣戰略儲備，并接受穩定幣的應用。現場觀眾對此反應熱烈。然而，特朗普這種激進宣傳強調了該行業面臨的最大挑戰：長期以來，想利用該技術進行金融投機的人主導了政策辯論，而那些真正想用它來構建某些實質性成果的人卻被邊緣化。
民主黨候選人、副總統卡馬拉·哈里斯在這個話題上基本保持沉默，但現在她有機會提出對金融創新更加深思熟慮、進步的政策。加密貨幣政策與人工智能政策一樣，基本上是關于創新和國家競爭力的。要使美國在這一戰略領域成為領導者，下一屆政府首先必須更換當前一批敵視加密貨幣的金融監管者，特別是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加里·根斯勒，他一直拒絕與該行業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但僅僅任命對快速獲利心態更加同情的監管者也不會有所改善。加密貨幣的最大優勢——它能夠激勵開放網絡的建設——同時也是它最大的負擔。就像 19 世紀鐵路狂熱一樣，加密貨幣推動了有價值的新基礎設施的建設，但也被一些不負責任的人用來進行騙局和欺詐——SBF（FTX 創始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知道如何在現有不完善的監管框架內玩轉游戲。
那些僅從事投機甚至直接進行詐騙的企業從當前的監管混亂中獲益最多。更糟糕的是，許多主動倡導監管或試圖與監管機構合作的人卻遭到執法行動的打擊，導致他們失去了獲得必要銀行服務的渠道。
監管者通常缺乏調整現有規則以適應新技術的動力，而現有利益相關者往往給予他們維持現狀的理由。在加密貨幣領域，對犯罪行為的問責來得太晚，甚至根本沒有落實，導致消費者蒙受損失。在缺乏明確監管的情況下，擁有既定業務或需要銀行服務的市場參與者往往不愿探索這項技術，不論其潛力如何。結果是，一個鼓勵魯莽和欺詐的系統正在形成，而那些希望改進支付系統、改革金融行業、保護數據隱私或解決科技巨頭市場壟斷問題的創新者卻被阻礙。
周全的加密貨幣監管需要的不僅僅是特朗普的迎合，這個問題遠不止加密貨幣。如果美國要在人工智能、國防和其他領域保持領先地位，它需要制定認可這些創新密集型行業為整體經濟帶來巨大價值的規則，尤其是通過恢復競爭。這是一項復雜的任務，成功不僅僅依賴于討好比特幣的極端支持者或簡單地允許穩定幣存在。
考慮到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政府持有比特幣作為戰略資產的建議，雖然這顯然會利好比特幣的價格，但卻無法看出它如何服務于國家利益。相反，聯邦政府應該將基于區塊鏈的網絡視為關鍵基礎設施，類似于 5G。
政府也不應該盲目支持國內的比特幣挖礦，而不鼓勵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滯留能源的方式，或者為越來越脆弱的電網提供支持（正如在德克薩斯州所見）。監管應考慮比特幣挖礦和芯片制造如何為國家安全做出貢獻，同時確保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
在他于納什維爾的演講中，特朗普指責拜登政府針對加密貨幣企業與銀行的關系。但真正的問題是一個使銀行難以安全參與加密貨幣業務的監管和監督環境。許多銀行認識到數字支付和資產將在金融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它們受到像《員工會計公告第 121 號》（SAB 121）這樣不合理的規定的限制，該規定對企業施加了懲罰性的會計標準，使其無法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私下探討例外情況。
特朗普還承諾支持穩定幣以加強美元的主導地位。但同樣，這個問題比看起來要復雜得多。為了防止市場像信用卡行業一樣過于集中，美國需要促進穩定幣發行的競爭環境。主導的用例不應是美元化，因為這一目標可能會削弱資本管制、破壞新興經濟體的穩定并削弱制裁的效力。相反，立法應確保穩定幣成為一種安全的支付手段，支持即時的全球交易。
實現這一愿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合規框架。目前的穩定幣發行方要么不知道，要么不愿意知道他們的數字美元是否被制裁國家或犯罪分子持有，但這種危險的盲點是主流采用的主要障礙。加密貨幣企業家需要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解決身份識別和合規挑戰，但在這些領域的進展迄今為止非常有限。新規需要加強激勵措施，促使私營部門承擔起艱苦的工作。
歸根結底，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團結起來，制定新的規則，而不是試圖將加密貨幣的使用案例套用到近百年前的法律中。同時，行業自身也需要解決傳統金融服務和加密貨幣領導者長期忽視的眾多問題。一個周全的加密貨幣政策應優先考慮建設者，而不是投機者。其潛力，就像互聯網早期一樣，是能夠讓長期缺乏競爭的行業重新煥發活力。